西北革命根據地：用熱血和生命寫就史詩
隆冬時節，陜北延安。在陜甘寧邊區政府舊址的簡史陳列室里，一張張四十年代延安的老照片，讓記者怦然心動。彼時的延安，活脫脫一個窮鄉僻壤里的鄉村圖景，裸露的黃土，歪斜的建筑，破敗的窯洞。回到現實，老舊的遺址外，是林立的高樓，喧鬧的車水馬龍，恍惚間早已換了人間。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而這個眼前繁榮發展的新延安，不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成立之初就奮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嗎？
長征的落腳點 抗日的出發點
最近，在延安市老城區中共中央西北局紀念館里，剛剛放假的大學生結伴來到這里社會實踐，調研學習那段80多年前的紅色歷史。在這座展陳面積4000平方米，展線總長1000多米的紀念館中，記者看到，這里通過多種現代化展現手段，真實展示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發展、壯大的戰斗歷程，全面展現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陜甘寧邊區人民創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奮斗歷史，及其在領導邊區人民支援解放戰爭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走進紀念館寬敞的大廳，迎面鐫刻著毛澤東同志那段精辟的論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陜北已經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
落腳點，來之不易。紅軍長征時，陜北是個“紅色島嶼”，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帶領群眾堅持武裝斗爭，如火如荼，隨后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陜北革命根據地，并建立蘇維埃政權。濃烈的革命氛圍和深厚的群眾基礎，為各路紅軍的到來培厚了土壤。經過苦苦追尋，紅軍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家”，陜北為長征路上的紅軍樹立起落腳的路標。正如當時紅軍喜愛的歌曲《到陜北去》唱的那樣：“迅速北進……消滅敵人爭取群眾，鞏固發展陜北紅區，建立根據地。”
出發點，開啟新程。在黃土地上追尋長征足跡，陜北窯洞里誕生一項項影響深遠的決策。面對國家存亡、民族危難，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鮮紅旗幟，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長征北上，抗日救國，紅軍在陜北落腳，又從陜北出發，“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的勝利，不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們黨找到了中國革命力量生存發展新的落腳點，找到了中國革命事業勝利前進新的出發點。”長征勝利后，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為中心，一大批革命根據地如雨后春筍般建立和發展起來。
“南梁地區是陜甘兩省三縣交界之處，是國民黨統治特別薄弱的地方，處于子午嶺林區，山大溝深，森林茂密，進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是一個打游擊戰的好地方。”南梁革命紀念館原館長劉玉郝說。
在廣袤的西北地區，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領導根據地軍民相繼開辟了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在短短幾年時間里，他們先后發動兵變、起義70多次。僅南梁革命紀念館烈士紀念碑上鐫刻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00多位，還有無數革命先烈，青山埋忠骨，沒能留下姓名。
“陜西共產黨人崇高而堅定的信仰、不怕犧牲英勇斗爭，以及黨的堅強領導，是西北革命根據地最終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的最直接原因。”陜西省科協副主席、渭南師范學院原黨委書記丁德科說。
踐行群眾路線 促進邊區發展
談起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歷程，南梁革命紀念館館長夏世鵬說道：“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陜西省委成立。之后中共陜西省委和地方黨組織先后領導和謀劃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和旬邑起義等重大武裝斗爭，被稱為陜西三大農民起義。特別是1927年10月爆發的清澗起義，打響了西北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渭華起義是陜西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武裝起義。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陜北特委正式成立，統一領導陜北各地黨組織和共青團。”
此后，1933年3月8日，為了加強黨對創建軍隊和蘇區的領導，根據陜西省委指示，中共陜甘邊特委成立，領導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并先后創建、擴大和發展了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夏世鵬表示，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華池縣南梁荔園堡召開，選舉出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組成人員。
“在代表選舉的過程中，按照選舉地區和單位人數比例產生代表，并照顧到工人、農民、軍人、婦女等各個方面，層層民主選舉，產生了一百多位工農兵代表，保證了代表的基層群眾性。由于選出來的代表很多不識字，為了保證代表的選舉權，在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組成人員的選舉中采取了‘投豆’選舉的辦法。”華池縣黨史辦公室主任齊勇進解釋說，“投豆”選舉就是在被選舉人的背后放一個碗，大家都發一顆豆，大家信任哪個人，就把這個豆放在碗里面，最后按照碗里豆的多少來任命誰當選。
“投豆”選舉這種看似簡單但是政治含義十分深遠的選舉方式，使廣大貧苦民眾能夠選舉出他們信得過的人來組成基層政權。當年老百姓的歌謠唱得好：“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頭。”由廣大民眾“投豆選干部”，由他們選舉自己信得過的人當干部，正是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對中國獨有的基層民主模式的積極探索。
經過六天的會議和選舉，劉志丹繼續擔任軍委主席，習仲勛當選政府主席，于1934年11月7日舉行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并從根據地實際出發，制定和頒布了涉及土地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建立南梁集市，鼓勵貿易，促進邊區發展，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1935年，國民黨對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劉志丹、謝子長和習仲勛通過武裝斗爭擊退了敵人的進攻，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壯大。
在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過程中，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以瓦窯堡為中心的陜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有23個縣上百萬人口的西北革命根據地，這為紅軍長征在這里落腳奠定了基礎。
1935年9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甘肅省哈達鋪，在報紙上看到了對于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報道，得知了陜甘兩省的革命活動，最終，在榜羅鎮會議上決定將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陜北。
傳承紅色基因 凝聚奮進力量
80多年前，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中國的西北角，探索執政經驗，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逐漸形成了以“面向群眾、堅守信念、顧全大局、求實開拓”為主要內容的南梁精神。
“西北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歷經磨難和挫折而不敗，除了道路正確之外，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真心誠意的擁護支持，是一個重要原因。”西北大學黨委副書記、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呂建榮說，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偉大開拓者和堅定踐行者。
在當年的陜甘邊區，習仲勛把走群眾路線當作每個干部的行動準則。為了讓邊區群眾了解黨的方針政策，他帶頭走村串戶發動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融為一體，形成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我們黨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什么時候拋棄了群眾路線，什么時候我們脫離了群眾，什么時候我們的事業就要失敗”，和群眾在一起“就像魚回到水里”……正是黨群之間的魚水深情，為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落腳于陜甘革命根據地，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群眾條件。
截至2020年底，南梁所在的老區甘肅慶陽570個貧困村61.05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當年，這里因為地處黃土高原，山大溝深，正是革命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的有利條件。但這樣的地理環境也是如今制約老區發展的瓶頸。2020年12月26日，銀西高鐵正式開通，結束了南梁所在的革命老區——慶陽市不通高鐵的歷史，慶陽的各項基礎設施正在不斷改善，鐵路公路網絡得到了迅速發展。革命老區，走在了高質量發展的快車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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